经过1946年下半年的土地改革，日照解放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大部分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还存在着土改不彻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政治上未能彻底摧毁农村封建势力。在新解放区，有许多农民存有怕“变天”的思想，因而对斗争果实分配不彻底和不尽合理。在边沿区，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还乡团”的“反攻倒算”，封建势力仍较为猖獗。二是土地分配不合理。由于地主自愿献田成为土地还家的主要方式，故而许多地主献出的多半是薄地和较偏远的田地，致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土地少或没有好地。三是少数村庄的土改工作进展缓慢。随着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许多地方被迫暂停土改，把工作转向对敌斗争和支援前线，致使土改工作草草收场而未能深入进行。
为此，1947 年2月，日照地区各级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又开展了土改复查运动。土改复查从1947 年2 月开始至12 月结束。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月至6月为第一阶段，7月至12月为第二阶段。
2月21日，华东局发出了《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即《二二一指示》）。《二二一指示》继续坚持了《五四指示》和《九一指示》的正确原则，但对当时已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未能及时指出和制止，却把土改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富农路线”倾向，从而助长了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逐步发展起来，使土改的一些正确原则和规定难以全面贯彻执行。4月底和5月初，华东局又分别发出《关于贯彻土地复查的指示》和《关于土改复查补充指示》，进一步明确土改和土改复查的基本方针、任务，对土改复查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土改复查工作开始后，日照地区各县首先总结了前一段土改工作，认为土改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4月8日至9日，滨海地委根据华东局《二二一指示》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研究布置土改复查工作。地委鉴于各县出现特务活动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土改复查“从反特入手进行土改复查”的方针。会议还同时布置开展“反蒋当家公平团结运动”，中心内容是对干部进行时事前途教育，解决土改中的所谓“富农倾向”，加强干部与群众的团结。此后，日照县、莒县老解放区开始纠正“富农倾向”，新老解放区同时展开了土改复查工作。莒县土改工作取得成效，截至1947年6月，莒县全县从3312户地主、富农中没收60万亩土地、7752间房屋和大量财物，分给了39678户无地少地和无房的贫雇农，基本上达到了“耕者有其田”，初步摧垮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滨北地委、专署于4月下达土改复查补充指示，要求各县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改复查运动。五莲山区各区乡认真传达贯彻了这一指示，开始进行土改复查工作。
6月26日，中共五莲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土改复查工作。会议认为：五莲县是老解放区，通过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奸反斗争和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贫雇农优势已确立。会议对“不彻底”程度的的估计过高。认为全县大部分封建势力没有摧垮，提出了“进一步消灭封建残余，使贫雇农真正得到足够的土地，在思想上、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当家人”的复查方针。6月29日至7月4日，五莲县7个区分别在20个村举行贫雇农翻身大会，到会者达万余人。各会场普遍贯彻了“贫雇农当家，使贫雇农得到足够的土地”的复查方针，出现了违背政策的过“左”现象。日照土改复查是从反特入手，对敌特的破坏活动缺乏全面分析和正确估计，结果在解放区形成了普遍的反特活动，部分地区还提出“挖蒋根，拔蒋毛”的口号，用逼供刑讯的手法深挖特务，结果个别地方杀了一些不应杀的人，从而造成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思想恐慌，并助长了此后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同时也给边沿区的对敌斗争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从1947年7月开始日照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华东局主要领导饶漱石、康生等人的“左”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错误地处理了地方上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土改复查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及时的纠正，给日照的土改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华东局于7月7日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即《七七指示》）。《七七指示》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却使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变得更加严重。
滨海地委根据华东局的《七七指示》，召开了莒南、莒县、日照、竹庭4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提出在土改复查中，要求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并提出“今后只要斗争目标不错，只要走群众路线，尽管放手，不必再多方限制和束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日照县委、莒县县委分别作出土改复查工作的决定。7月23日，日照县委传达了华东局的《七七指示》和滨海地委联席会议精神，确定日照县土改复查的总方针是，彻底打垮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宣布地主是非法的，剥夺其发言权，由基本群众来统治地主；在经济上把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衣物等全部清算，对地主实现扫地出门。总路线是，以贫雇农为核心，一切权力归农会，发动90%以上的群众，实行贫雇农当家。总的做法是，“中间不动，两头打乱平分”。具体安排是，7月31日前进行思想动员；8月5日前，各区、乡召开农代会；8月10日前后，全县统一行动，将地主扫地出门展开斗争。此后，日照县、莒县土改复查中普遍出现“左”的倾向，发生了放弃党的领导，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由贫雇农当家作主，以及乱打、乱杀和对地主扫地出门的混乱现象。许多地方侵犯了中农及工商业者的利益，造成了贫雇农孤立。有的村甚至坏人掌权，打死了烈军属、荣誉军人和革命干部等。
7月22日，五莲县委召开全县土改复查会议，传达了华东局关于土改复查的指示。会议继续要求将地主的全部土地、山场、水塘及房屋、牲口、农具、家具、粮食等完全清算出来，交农会统一分配。在进行土改复查过程中，五莲县各区普遍发生了群众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以及乱打、乱杀的现象。鉴于土改复查中出现“左”的错误，8月25日至31日，五莲县委在长岭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华东局常委、秘书长郭子化和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前段土改复查工作经验，找出了存在的问题，批判了土改中乱打、乱杀、扫地出门等“左”的错误倾向，作了《两个月来复查工作初步总结》的报告。这次会议对于端正全县土改复查运动方向起了重要作用。9月，五莲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区贯彻土改复查指示，在备战中抓紧时机，迅速分地，在分配土地中重新考察党员、干部、改选支部，健全村农会，发挥其在复查、备战、支前中的作用；积极组织民兵活动，把武器掌握在可靠的农民手中。
8月中旬，郭子化到日照县检查工作，对日照县乱反特等严重问题，指示由滨海地委书记谷牧、副书记孙汉卿研究纠正。21日，日照县委在芦山区后崖村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研究纠正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27日，滨海地委亦根据土改复查运动进展情况，作出决定：（一）对恶霸地主斗争要狠，管制要严，甚至镇压最坏者；(二)对一般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被消灭之后，留给生活出路；（三）对地主家属，未参加剥削者，要区别于地主本人，对没有错误的儿童、青年不能作为罪犯处理。
为了总结《五四指示》以来的土改经验，统一制定更适合形势需要的土改政策，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还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全国土地会议后，华东局立即进行传达贯彻。10月中旬，华东局在诸城召开大鲁南（鲁南、鲁中、滨海3个区）土地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山东省的土改工作。
土改复查中“左”的现象，虽然华东局曾于1947年8月派郭子化到日照调查研究给予制止，但由于华东局主要负责人饶漱石、康生等人的阻挠，纠“左”的努力没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0月22日，滨海地委向各县发出指示信，要求必须停止土改复查中村内少数人或村干部随便打死地主及反特中的刑讯逼供现象，杀人必须经过县批准。26日，滨海地委发出《在贯彻土改复查中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决定》指出，反特问题是这次运动中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地区仍一般从反特入手，并普遍实行逼供刑讯，甚至捕风捉影枉杀好人。今后必须停止从反特入手进行土改复查的方针，并切实纠正逼供刑讯。扒坟问题在运动中也比较普遍，对社会风俗人情起着极坏影响，应立即停止。从此，日照县、莒县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开始得到纠正。
土改复查中“左”的做法，受到了党员、干部的抵制。1947年11月，华东局召开会议讨论土改复查中的问题，并于12月13日发出《关于暂停土改及禁止乱杀的指示》。滨海地委、胶东区党委立即贯彻这一决定。12月20日，滨海地区发出《关于召开土地会议的通知》，要求各地坚决停止土改，尚未处理的果实，除临时解决贫雇农穿棉衣的困难外，其它待明春统一处理。禁止乱打、乱杀、乱抓及乱反特的现象，杀人须经地委批准。21日，地委又转发华东局来电要点，指出今后凡错杀人者均须偿命。各县委负责同志要继续深入传达，切实保证。至此，莒县、日照县土改复查宣告停止。日照县委要求各分区委深刻认识停止复查的意义；妥善保存未分配果实；停止打人、抓人、杀人；停止对地主的追查（但在政治上仍要严格管制）；停止管制中农，在押的中、贫农（除有特嫌者外）一律释放；严禁吊打刑讯，停止扒坟，不拨地主的工，不娶地主的老婆。停止复查后，边沿区、乡应全力对敌斗争；中心区、乡应全力投入生产。据统计，日照县全县土改复查共取得果实：土地134550亩、山场128045亩、河套2148亩；浮财折款23061万余元；房屋18315间。另外，对460户中农进行了赔偿，占所侵犯中农利益总数的50%。
日照土改复查工作，总起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在土改复查中发生过偏差，给当时的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但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得到了纠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制度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贫苦农民彻底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翻身做了主人。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加快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程，无论是对后来的革命还是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获得土地的农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互助协作，精耕细作，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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