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侵华战略，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将主要力量用来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日军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局势下，日照地区呈现日、伪、顽、共产党鼎立的复杂局面。

一、国民党顽固派与地方反共势力活动开始猖獗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了苏鲁和冀察两个战区，名为抗日，实则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事端，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日趋加强。同年初，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约2万人先后进入山东，布防于甲子山、沂蒙山和抱犊崮山区。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率领师部机关和所辖第六六二团，从苏北的沭阳开进莒城以南的于家庄、岳家春生村驻防。9月，反日军“扫荡”结束后，常恩多部又移驻日照县甲子山区，辗转于刘家东山、黄墩、巨峰等地。当东北军入鲁时，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率其新编第四师等部由鲁北进入沂蒙北部山区，将省政府设在沂水县东里店（今属沂源县）。随后，沈鸿烈建立健全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各级行政组织，设立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整编了其领导下的各地游击武装。

山东的国民党部队，依据其政治态度，大体可划分为顽固派和中间派。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打击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进步力量。东北军属中间派，不满意蒋介石和沈鸿烈排除异己的政策，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保持着一定的统战关系。

面对相持阶段到来后山东抗战时局的重大变化，在日照地区的国民党阵营同样也出现分化，一部分顽固派和地方反共势力的活动开始猖獗。

时任国民党日照县县长的赵丹坡处心积虑地领导限制和破坏日照县区联会的抗日活动，破坏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关系。他们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理由，遏制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还成立粮秣委员会，把群众上缴的粮食专门掌控起来，规定不经其允许任何组织无权调出粮食。这样无疑加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筹粮的难度。若共产党再向村里筹粮，势必会加重群众负担，引发群众产生不满情绪。

1938年10月，区联会派王国栋和王健一到国民党日照县政府交涉给养问题。赵丹坡故意声称区联会所持有的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的证明是虚假的，寻衅闹事，指使人殴打了王国栋和王健一。王健一遭毒打后，因伤势过重去世。赵丹坡畏罪逃跑，国民党顽固派分子牟希禹接任县长。从此，区联会与国民党县政府的矛盾公开化，活动愈加困难。不久，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调离日照县，区联会遂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又经过一段艰苦斗争后自行解散。

牟希禹和牟伯毅等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在日照县积极贯彻沈鸿烈的“宁伪化、勿赤化”反共主张，公开叫嚣：“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不打”。牟伯毅领导成立了“动员督导团”，目的是控制、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活动，规定县设团，区设队，每队12人。自1938年12月起，牟希禹、牟伯毅等接二连三地领导制造事件，限制日照县动委会的一切活动，只允许其活动在日照城西的相家庄、十里铺等几个村庄，还逼迫共产党员赵志刚等人退出动委会。1939年6月，动委会的机关报——《总动员》被迫停办。

日照县区联会和动委会相继遭破坏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势力更加嚣张。1939年冬，由牟希禹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二十八支队第九纵队”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改编为第三专员公署保安第八旅第十六团，李延修任团长，下辖3个营，约600余人。反动武装不断侵犯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政人员。12月，反动地主郑鄂廷的“抗日自卫队”逮捕了日照县三大队供给主任郑世东，极尽一切酷刑折磨他，竟丧心病狂地将其脚筋割断。最终，奄奄一息的郑世东被敌活埋。

相持阶段到来后，驻扎莒县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新编第六师师长高树勋公开反共，逼迫在该部的中共党员全部撤出。1938年11月，高树勋部奉命调防河北省。同年秋，受沈鸿烈指派，国民党莒县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一师独立混成旅，许树声任旅长兼莒县县长。12月中旬，沈鸿烈视察莒县，散布了大量反共主张。根据沈鸿烈的意图，许树声积极推行一系列反共行动。

许树声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莒县抗日游击队内活动，还妄图逼迫莒县少年队解散。1939年1月16日，莒县少年队在辛玮、米新华等人的组织下，成功摆脱了许树声的控制，投奔八路军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许树声大发雷霆，以煽动少年队出走为理由，扣押了共产党员钮新农，并改组了共产党所控制的莒县抗日游击队政治部。3月，许树声又公开宣布解散由国共合作建立的莒县动委会。由此，莒县动委会和莒县抗日游击队政治部的共产党员徐锦江、曹明楼等人被迫陆续撤出。

许树声在莒县疯狂推行反共政策，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政治与军事控制力量。他组织了“民运督导团”，进行“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反共宣传，大量发展三青团员，四处造谣污蔑“共产党占地盘是目的，抗战是借口，将来把有土地财产的老小都杀死，留下青年当兵……”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上层人士和群众不敢接近共产党。5月，许树声部被改编为国民党山东暂编第一师第一旅，许树声任旅长。

二、日军“扫荡”日照地区

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步加大在华北的兵力。1939年春，侵华日军在华北提出了“强化治安和巩固华北”的方针。9月，开始实行“囚笼”政策，加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割裂与封锁。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分三期实施“治安肃正计划”，极力扩大和巩固对其占领区的统治。1939年6月1日，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以沂蒙北部东里店为中心，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以及多路逐段展开与合击的形式，对鲁中山区发动了第一次大“扫荡”，同时一并“扫荡”了莒日山区。

11日，日军第六混成旅团一部1000余人和伪军1个师汹涌扑向莒县。驻莒城的国民党许树声部慌忙逃跑，日军随即占领了莒城。莒城第二次沦陷。日、伪军到处抢人抢物，胁迫群众沿公路线和依托险要地形，安设据点，修筑碉堡、挖封锁沟、修封锁墙，陆续在枳沟、高泽、中至、管帅、招贤、夏庄、纪家店子等地安设据点40多处，在南至马坡、北到招贤、东起石沟崖、西到三十里铺的公路两侧，各挖了深2米、宽3米的封锁沟，妄图把莒城建成割裂鲁中和鲁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逐步压缩抗日军民的活动区域。

继莒城第二次沦陷之后，15日，驻青岛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出动100余人、3艘军舰，从石臼所登陆，借助强大军事装备，强占日照县沿海一带。“扫荡”过后，日军留下30余人驻守石臼所。24日，为打通泰石公路，驻莒县日军自西向东侵犯日照县，占领了日照城。接着，留驻一个大队约300人的兵力（称为“井上部队”，后因兵力不足，从1941年起，改为1个中队），分别驻扎在泰石公路沿线的石沟崖、三庄、沈疃、日照城，以及沿海重镇傅疃、涛雒、石臼所、两城等地。此外，日军在石臼所西双栏子礁石一带强行修建了一条长50米、宽4米的土码头，以停靠军舰。 

至此，通过军事侵略，日军基本控制了贯穿日照地区的泰石、海青公路等重要交通干线，压制抗日根据地的活动，使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愈加艰难。

在实施军事侵略的同时，日军不断强化各地的伪政权、伪组织，扩充伪军。以日照县为例，日军在此建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其一，成立了伪县政府。1939年冬，伪日照县政府成立，下设太平、涛雒、沈疃和石臼所共4个伪区公所。每个伪区公所又设若干个伪乡公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些日、伪机关才完结。其二，成立了宪兵队。日照县宪兵队由青岛宪兵队所派遣的日军和汉奸组成，汉奸陈成功担任宪兵队翻译。其三，成立了伪警备队。1939年底，日照县伪警备队成立，在随后的二三年间扩充到了十几个中队。这支隶属伪县政府领导的武装力量，实际由日军直接操纵，平日为日军站岗放哨，战时充当日军的马前卒。其四，成立了伪警察所。伪日照县警察所与伪县政府同时成立，名义上隶属伪县政府领导，实际上由宪兵队指挥。其五，成立了宣抚班。这是一个专门搞奴化宣传教育的特务组织，宣扬“中日亲善”等谎言，举办一些伪慈善活动，蛊惑抗日民众。

在敌占区，日、伪军所需的日常生活资料，几乎全靠当地百姓供给，并且日、伪军每修建一处据点工事，都要驱使大批百姓出工出力、捐钱捐物。群众若稍有怠慢，轻则遭打，重则遭杀。广大人民陷于刀头剑首的惊涛骇浪之中，苦苦地沉浮。

三、中共莒南、莒北县委的建立

1939年6月日军第二次侵占莒县后，接着成立了伪莒县县政府、警察局、警备队、宪兵队等统治机构，逼迫大量当地劳工突击施工，沿泰石公路两侧挖壕沟，修筑据点，控制制高点，切断了莒县南、北之间的联系，给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构成很大威胁。而此时，驻扎鲁东南的八路军的兵力部署明显不足。这是因为：为集中兵力反日军“扫荡”，保卫沂蒙中心抗日根据地，早在5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将驻鲁东南抗日根据地的第二支队缩编为一支队二营，派往沂蒙山区参加反“扫荡”，一支队二营下辖4个连，刘涌任营长。这支主力部队暂时撤离后，为加强警卫，鲁东南特委将管辖的几个扩军组，整编为二大队。二大队共有208人，谢辉任大队长，特委书记高克亭兼任政治委员。

鉴于敌我斗争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以及考虑到此后更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6月，鲁东南特委迅速作出了一项重大调整，撤销中共莒县县委，打破旧行政县界的限制，以泰石公路为界，将原莒县划分为莒南、莒北两部分，成立中共莒南、莒北县委，路南为莒南县委，路北为莒北县委。同时，鲁东南特委机关精简人员，并将所留人员重新分配。李均、崔介、尚立斋、吴镜、王新华等少数所留人员坚持在泰石公路以北地区工作，大多活动在罗圈、石场、石崮后等村一带，帮助联系日照县、莒北以及诸城、胶县、高密开展抗日工作；大多数所留人员则在高克亭、谢辉、李仲林带领下，转移到泰石公路以南地区。

转移途中，30日，特委机关和二大队在莒县公婆山附近的葛家庄前遭遇了一股日军。二大队战士奋勇杀敌，但终因缺乏充分的作战经验，有23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剩余人员在谢辉的指挥下，边作战边掩护特委机关顺着葛家庄西南的越沟撤离。当晚，大家转移到圣母冢、山头渊一带休整。

7月上旬，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决定，成立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林浩任书记。第一区党委下辖一、二、三、四、五地委。鲁东南特委隶属一区党委领导，改称五地委，高克亭任书记。同月，中共莒南县委在高家沟正式成立，隶属五地委领导，白炎波任书记，曹明楼任组织部长，辛玮任宣传部长，张子亮任统战部长兼军事部长，范熙彭任青年部长。工作区域为原莒县七、八、九、十区和一、二、六区的泰石公路以南部分，对外称八路军驻莒南办事处。

10月，中共莒北县委在小石库村正式成立，隶属五地委领导。范景蘧任书记（因病未到职，改由尚立斋任书记），吴镜任组织部长，李华任宣传部长兼民运部长(1939年11月彭特夫任民运部长)，王新华任军事部长，陈永洁任青年部长，毛洪任妇女部长。所辖区域为原莒县的三、四、五区和一、二、六区的泰石公路以北的部分。接着，莒北县委将其党组织机构陆续做了几次调整。原属鲁东南特委领导的二三中心区委改为中共莒北县二三区分区委，辛纯任书记，活动在桑园、石场、于里、中至一带。重建三六边区分区委，胡仲玉任书记，隶属莒北县委领导，活动在章庄、三庄、河圈一带。原莒县四五边区分区委归属莒北县委领导，王伯泉任书记，活动在马庄、东莞、管帅、汪湖一带。

莒南、莒北县委建立后，积极发动党员通过选举来夺取村政权，并秘密组织武装小组，壮大抗日队伍。1939年8月，莒南县大队建立，共 200余人，张子亮任大队长，县委书记白炎波兼任政治委员。同年冬，莒北县大队建立，王新华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尚立斋兼任教导员。

总之，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照地区的抗日斗争十分尖锐而复杂。在政治方面，尽管1939年至1940年共产党组织在各县发展较快，普遍建立起了分区委，但支部建设仅仅是形成了若干点、线，多数尚未形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并且共产党和八路军对日照人民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政治主张上、对日作战上、群众纪律上，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经历1939年6月日军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及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日照抗战军民所辛苦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和团体遭受重创；在军事方面，1939年8月反“扫荡”结束后，在沂蒙山区参加反“扫荡”斗争的第一支队二营返回鲁东南地区，12月扩编为第一支队二团，刘涌任团长，罗针任政治委员，拥有兵力1000余人，驻扎泰石公路以南地区。1940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九支队的1000余人进驻莒县和日照县，充实了驻鲁东南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尽管如此，此时，鲁东南地区的抗日武装与日、伪、顽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仍处于劣势。

山雨欲来风满楼。1940年夏，驻日照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与其他反动势力逐渐结成反共联盟，向鲁东南抗日根据地疯狂发起围攻。许树声调集5000余人进占石场一带；国民党保安第八旅第十六团李延修部约1000人活动在泰石公路南、北两侧；国民党诸城县长梁钟亭盘踞在高阁庄、户部一带，肆意反共反人民，率领2000余人进攻洪凝和松柏林一带，妄图控制五莲山区；1940年，伪张步云部被沈鸿烈委任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由北部诸（城）、高（密）、安（丘）边区迅速向五莲山区进军。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崔介后来评价说：“他们（国民党顽固派与其他反动势力）不仅拥有数倍于我的武装力量，还拥有各级政权，并有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他们利用人们还存在的正统观念，进行反动宣传，发展其党团组织，进行特务活动，利用社会上道会门组织，蒙蔽群众，反对我党我军。” 

面对如此不利抗战局势，中共日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发展壮大地方人民抗日武装，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为巩固和发展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努力开创新局面。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