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工作。莒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立了文教科，各区配文教助理员，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大办各类教育事业，使教育工作成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重要内容，并为党政军各部门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横山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成为莒县抗战时期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一、抗日小学蓬勃兴起

抗日小学是根据地儿童各种学习形式的统称，有全日班、半日班、早班、中班、识字组等。这些形式是适应当时群众上学的条件和生产季节的变化确定的，是为了使更多的儿童得到学习机会，因此很受群众欢迎。抗日民主政府为了使更多的儿童能够入学，不仅不收学杂费，还颁布了一项政策：在校学生一人占两人的地，以减轻该户缴纳公粮的负担，加上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学龄儿童入学率很快提高。1940年，垛庄、孟堰一带拥护党的主张、热心地方教育事业的耆老名宿庞镜如、李鹤亭、庞茂生、卢铭三等人，组成办学董事会，在金墩村筹办一所完小，秋天开学。这年，薛家垛庄、尉家垛庄、庞家垛庄、官路、岳家沟、前葛杭、脉住墩等村，也相继办起了抗日初级小学，许多村办起了儿童识字班和识字组。

1942年，抗日民主政府为了解决抗日家属和烈士子弟上学问题，由县文教科长石明远具体筹划，将官路小学改办为“莒县抗属子弟小学”。石明远兼任名誉校长，选派了思想进步、文化水平较高的唐蓬仙任校长，卢铭三、虢文德（江洪）、薛仲林、毛介卿、来运农、杨惠娟（女）等任教师。除招收本地的抗日干部子弟和烈士子弟入学外，还将敌占区和边沿区在根据地工作的干部子弟和烈士子弟全部招收到该校上学，学生发展到近百人（包括驻村的部分儿童），分成低、中、高三个班上课。当时根据地财政困难，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都得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自己动手解决供给问题。但为了培养革命后代，人民政府对抗属子弟小学学生的吃饭、穿衣等全部负担。冬天发棉衣、被褥、棉鞋、棉袜；夏天发单衣、蚊帐、鞋子，以及卫生用品、书籍和学习用具，生活标准也高于部队和工作人员，并配有炊事人员，小米干饭，猪肉不断，星期天还能吃上水饺。为了避免敌人“扫荡”时学生失散，教师在每个学生的衣角上缝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莒县抗属子弟小学学生某某，请各村干部好好照管，将其送回学校等字，并盖有学校公章，一旦失散时，取出来找干部。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教师们认真教导，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学习成绩都比较好，成为根据地的模范小学。

抗战时期办学，必须与当时的战争环境相适应，教育、生产、战争紧密配合，一切为战争服务。教师除了教学生识字明理、劳动生产、为人民服务外，还经常带领学生与干群一道坚壁清野，备战演习。他们的口号是：“敌来我去，敌去我来。以天为教室，以地为床铺。石头是吾枕，蓑衣是卧具。学习为抗日，不怕累和苦”。1941的冬天，日军纠集夏庄、石井、借庄据点的汉奸近千人，对横山根据地“大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战术”，企图消灭我根据地。各抗小师生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与敌人转战山头，学生们手持大刀、红缨枪站岗放哨，在山沟、树林、村头坚持上课。1942年初冬的一个下午，金墩村抗小学生韩秀贵、王明珠在村外站岗，发现从南边来了鬼子。他们急忙跑回学校报告了老师。师生立即转移，未受损失。群众称抗小是“游击学校”。一年秋天，薛家垛庄抗小学生在村外站岗，看见从北边来了一个人，自称姓李，是到某村探亲的，但说不清什么村和亲戚的名字，根据他说话含糊，前后不符的情况，将其押送区中队，经过审问，原来是莒城的敌人派去的特务。

配合战争进行文艺宣传，是抗小师生的一项重要活动。许多抗小成立了儿童剧团、歌咏队，自编了《送郎参军》《亲家俩顶嘴》《游击队打埋伏》《进军大合唱》《骂汪小调》《春耕轮唱曲》等。到各村和部队演出后，很受军民欢迎。1944年秋天，莒中独立营四连攻打夏庄敌伪据点，一举打垮了敌人，解放了夏庄，扩大了根据地，但连长王树华不幸牺牲，卢家孟堰抗小教师卢省三为了怀念和赞扬王连长，很快编了歌曲《怀念王连长》，教学生和妇女识字班学唱。

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办学路线，横山根据地的抗日小学很快发展起来。1944年冬天统计，全日制小学共有48处，70个班，学生2390人（其中高小9个班，学生253人）；半日制和其他学习形式52个班（组）。学生812人，入学儿童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70％。

全日制的抗小学制是“四二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每年只放麦假和秋假，以利帮助家庭劳动。

抗小的教材，抗战初期没有正式课本，教材多种多样。当时联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战争生活。根据群众的需要，由教师自编或从报纸和老课本上摘抄，有的自编了《抗日三字经》，有的没有课本，一堂课只教几个生字，还有的念《庄农杂字》，以解决群众急需。

以后，国语用战时暂用课本。这种课本是油印的，第一册第一课“人”；第二课“中国人”；第三课“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第四课“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1944年麦假以后，滨海行署文教处编写了小学国语、算术课本。县文教科编写了一本《卫生常识》。因敌人封锁，印刷和纸张都很困难，行署的两种课本是石印的，石质粗糙，纸质低劣（用沂蒙山区造的桑扦纸），印刷也差，但勉强能用。《卫生常识》是县政府秘书处干部傅祥符刻的钢板，用杭连纸印的，刻工隽秀，装订亦好，每处抗小只发一本，供教师作教本用。后来，省教育厅编印了“战时教材”，像金墩、东心河、吕家崮西完小的国语、算术、历史、地理等课均用此教材。此外，抗小还有体育、唱游、美术、劳作等课。许多抗小利用劳作课和课外时间，组织学生纺线、织袜，通过勤工俭学，解决学习费用。抗小的政治课，虽然没有专设，但教师平日向学生讲的，许多都是直接关系政治的。如《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书中的章节和精神，经常向学生讲解，向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思想。

办学经费，因战争年代，以抗战为中心，根据地财政困难，人民政府只发给学校很少的办公费，主要依靠群众自筹解决，走民办公助的道路。校舍大都用庙宇、祠堂或闲房。校具因陋就简，墼洞、木板代替桌凳，夏季经常在树荫下上课，学生用膝盖当桌子，用石头当板凳，用陶制罐子底或瓦片做石板，用子弹壳自制钢笔，用紫绿颜色造墨水，用旧书旧纸当作业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学校仍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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